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佛教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严格遵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暂停寺院对外开放，暂停聚集性活动，严格执行健康管理措施，积极主动组织志愿者服务队伍、号召义工奔赴抗疫最前线，助力社区抗疫工作，自发自愿捐款捐物，捐款数额多达上亿。至2022年4月19号，佛教界又为上海捐赠13.5吨物质，解决民众生活所需。佛教界所展示的济世情怀与使命担当，再一次赢得社会的广泛赞誉。

庚耘法师进行精彩演说

不仅是这次新冠疫情，在以往的各种灾祸面前，我国佛教界都积极参与抗灾救灾，奉献爱心。爱国护国，一直是佛教徒应有的僧格特质。

佛教的爱国护国思想，由来已久。本师释迦牟尼佛正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佛世时，印度诸国之间战争频繁,刀兵不断，经典中记载，佛曾多次教导频婆娑罗王、阿闍世王等诸国王，治国之道不应以武力治天下，应以仁政摄民，国家才能富强，人民才会安乐。如《本生经》中释迦族与拘利族的水源之战；如《长阿含经·游行经》中摩竭陀国阿阇世王欲讨伐邻国跋祇之战等，皆被世尊劝阻。

据《增一阿含经》记载，佛陀晚年，听闻琉璃王要领兵攻打自己的母国迦毗罗卫城的时候，为了救度自己的国家曾三阻琉璃王。

少年时期的琉璃王，在一次省亲途中，受到释迦族人的轻视和慢待，因此产生怨恨。他继位之后，立即发兵攻打迦毗罗卫城。于是世尊不顾年老体弱，特地在琉璃王军队的必经之路上，静坐在一棵没有枝叶遮蔽的枯树下等待。当琉璃王看到世尊顶着烈日，坐在路旁的枯树下时，便下车向前恭敬询问道:“更有好树，不在彼坐，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树下坐?”明明有那么多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什么偏偏坐在一颗枯死且不能遮蔽的树下呢？

世尊回答说:“亲族之荫，故胜外人”。也就是说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所有的荫护，而你现在要消灭我的国族，哪有什么能比得上祖国和亲族的荫凉呢？琉璃王听了佛陀的话以后，有所感动，立即退兵。

但过后不久，琉璃王又向迦毗罗卫城发动了战争，同样进行以上对话，并说偈颂：“亲族之荫凉，释种出于佛；尽是我枝叶，故坐斯树下。”琉璃王听罢，不得已再次退兵。

讲经交流会现场

在这个故事中， 佛陀用他实际行动表明，出家人虽辞亲割爱，剃发出家，但爱国之情，护民之心，依然炙热且深厚，从未因出家而淡忘。同时佛陀也教导弟子们，若遇国难之时，佛教徒有责任有义务，以实际行动，用特有的方式来参与护国救灾工作。如举行法会、念诵经典等形式。所以在浩瀚的经典中，《仁王护国般若经》、《法华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这三部经并称为“护国三经”。

延续着佛陀的慈悲精神、护国利民的思想，佛教发展史上涌现出无数爱国之士。如宋代临济宗大慧宗杲禅师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近代圆瑛大师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近代高僧明旸法师的一生，也是爱国护国的一生。 明旸法师是圆瑛大师的嫡传弟子，也是临济宗第41代、曹洞宗第47代传人。10岁那年，他跟随母亲前往福州白塔寺听圆瑛大师讲《仁王护国般若经》，讲经法会后，同母亲一起皈依出家。此后他追随大师并以他为榜样，精研佛理，深固道基，毕生践行大乘佛教的济世情怀，其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故事，在僧俗两界广为传颂。

（一）陷牢狱，不改民族气节

1934年，18岁的明旸法师随师长来到了上海，进驻圆明圆讲堂，担任讲堂监院。每天助师讲经弘法，来往信众络绎不绝。但不久，平静的日子就被无情的炮火打破。

圆瑛法师（右）与弟子明旸法师（左）合影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年仅21岁的明旸法师，不仅积极主动随师长组织僧侣救护队，还兼任“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的联络员和总务主任。

“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明旸法师和100多名青年僧侣组成的救护队，紧急奔赴前线，抢救伤患，护送难民。他们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置生死于度外，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据上海慈善团体救灾会报告书记载：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会战中，共救治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收容难民3000多人，仅在枫林桥就抢救伤兵300多名，送到佛教医院救治。由圆瑛法师发起组织的掩埋队每天出动4辆汽车，掩埋阵亡烈士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组织的僧侣僧侣救护队开赴抗日前线

淞沪会战后，上海佛教组织的各项救护工作因经费短缺，面临极大困难。为了筹集抗日基金，从1937年11月开始，师徒二人两下南洋，为抗日救国，筹集资金。

第一次下南洋，他们的足迹遍布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印尼、菲律宾等地。他们每到一地，一面讲经弘法，一面宣传抗日救国，激起海外侨胞的爱国热忱，纷纷慷慨解囊。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时，有幸得到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先生和胡文虎、胡文豹的大力支持，募得大量善款。首次的南洋之行，硕果颇丰。

但战火不停，资金更缺。1938年9月再下南洋。这次他们总结第一次的经验，发起“一元钱救国难”运动。明旸法师说：“一元钱不算多，不算大，人人都能出得起，可以起到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力量，既能扩大参与面，也能增加影响力。”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次的活动募得了大量善款。

两次南洋募捐引起了日方的注意，危险不期而至。1939年6月中旬，师徒二人回国，10月份便遭逮捕。19日，上海的日寇宪兵队荷枪实弹，出动7辆汽车，将圆明讲堂团团包围，强行逮捕圆瑛大师及明旸法师，并押往南京的日寇宪兵总部。

在狱中，日寇宪兵对师徒二人进行严刑拷打，企图逼迫他们承认抗国有罪。但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都不能改变二人的爱国之心。后来日军改变策略，威逼利诱，连哄带骗，二人均不为之所动，展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明旸法师为表达自己对师父的敬仰之情和抗争到底的决心，还在监狱里写下了诗作《囹圄入定仰高风》：“樊笼宴坐显定功，火里莲花挺古松。履险若夷为爱国，坚贞不屈仰高风。敢将热恼化清净，巧把地狱当佛宫。民族英姿扬永世，光辉史册颂圆公。”

日军抓捕二人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民众与佛教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师徒二人于11月10日同时获释。一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他们的爱国之心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反而更加坚定。

（二）仿观音，出家不出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锐不可挡之势，跨过长江，即将解放南京和上海。

上海解放初期，部分信教人士由于不了解新政府的宗教政策，打点行李准备往南洋、香港等地发展。此时在上海的师徒俩也常常接到南洋同道和信众的邀请，寄来的信件中甚至附上二人去南洋的飞机票。是走还是留？《明旸法师传》中师徒二人曾有过这样的谈话：

圆瑛大师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唐诗宋词，从古到今，多少离愁别恨，我们出家人也不例外，出家不出国。”

明旸法师亦对师长说:“到外国，就成了无根之木。我们不做他乡孤魂。”

圆瑛大师点头赞同：“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庄严国土，是禅宗焰焰相续的根本呐。”

师徒二人会心一笑，决定双双留在大陆，效仿观音菩萨。当年日本慧锷法师准备请一尊观音菩萨像到日本供奉，谁知乘船渡海之际，海面生起无数铁莲花，挡住去路，慧锷法师知是观音菩萨不肯去，就在当地建舍供奉，即后来普陀山著名的“不肯去观音院”。

既然观音菩萨连南洋也不肯去，今身为中国人也同样如此，“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绝不他往。”于是二人婉拒了南洋信众的邀请，并宣布决定留在上海。师徒二人坚定的爱国之情，深深感染和激励了当时的佛教徒和广大信众，也纷纷留在上海，共同迎接上海的解放。

（三）保和平，弘法海内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此时年逾花甲的明旸法师出任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祖国百废待兴，佛教僧才凋零，即便是花甲之年，也应是他为祖国、为佛教事业努力奋斗的时候。正如其诗作《虚度七六感怀》所言：“沙门自有苍天志，佛子当为火里莲”。此后法师创办学院，培育僧才，著书立说，参加社会活动，致力慈善公益事业，给中国佛教带来了一番崭新的面貌。

对于经历过战争灾难的佛教徒来说，和平显得尤为可贵。因此维护世界和平、祖国统一，促进海内外佛教交流，加深两岸友谊，也成为明旸法师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他一生8次访美，11次东渡日本，还多次前往其他国家地区访问，应邀主持各种法事。足迹遍及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明旸法师一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大力弘扬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正像江泽民主席赠给明旸法师的题词:“发大乘心，保卫和平”。

延续着佛陀的慈悲精神、护国利民的思想，佛教发展史上涌现出无数爱国之士。如宋代临济宗大慧宗杲禅师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近代圆瑛大师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为纪念法师的功业与付出，福州三坊七巷专门设立“明旸禅师纪念馆”，供后人瞻仰与缅怀，也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爱国爱教道路上奋勇前行。

明旸法师说：“爱国爱教爱亲人，是真正的佛教徒。”这也与佛教主张知恩报恩的理念相同。“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句回向偈，本身就蕴含丰富的爱国爱教思想，强调要报国土恩、众生恩，提醒自己虽然出家修行，但仍不能忘记国家、众生的恩德。

遵佛遗嘱，行佛子行。作为21世纪的僧青年，我们要继续奉行佛的慈悲大爱精神，效仿高僧大德的护国利民行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祖国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释庚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