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丛林的兴盛、法脉的传承，还是僧才的培养，都必须仰赖于僧团。僧团制度的守正与创新，关乎着佛教的存亡。“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在中国的禅宗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百丈清规》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禅宗完全从律寺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宗派，这是中国佛教在戒律制度上的重大创新，更是佛教僧团组织制度中国化的一座里程碑。福建佛学院庚耘法师根据多年研习《百丈清规》的感悟，阐发《百丈清规》所体现的守正与创新精神，给我们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以思想启迪。

僧团制度要符合国情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至隋唐，形成八宗共弘的繁荣景象，其中最具中国佛教特色的就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宗。庚耘法师指出，佛教在初传入中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宗教生活比较接近印度原始佛教的头陀行，三衣一钵，游化乞食，远离闹市，在山间寂静处静坐修行等，经常是居无定所，很少固定于某一寺院。到隋唐时期，随着朝廷政府对僧团管理的加强与调整，以游化为务的禅僧也得回到寺院居住。因在此之前，禅宗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禅林，禅修僧人只能零散地寄居于弘扬戒律为主的寺院。禅宗在教法上宣扬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有别于其他各大宗派。随着禅宗僧团的不断壮大，禅僧与律僧在修持理念和生活方式上的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禅僧依附于律寺之中，又不能遵守律寺的制度，使其与说法住持之间时有“不合轨度”之事发生。面对这种状况，继马祖禅师发起创立纯粹的禅宗丛林之后，百丈禅师以超然的见地和恢弘的气度，对僧团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创立《禅门规式》，亦即后人所称的《百丈清规》。由于《百丈清规》契合禅宗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一经问世，就被禅宗诸家所接受并迅速推广，形成“天下禅宗，如风偃草”之势。

禅门清规是禅宗丛林中规定合寺大众日常修持的准则与管理规章制度。庚耘法师指出，百丈怀海禅师根据僧团生活、修行实际而制定的僧团管理制度，是打破传统戒律而创新的规约。此后的几百年间陆陆续续出现的诸部清规，皆是以此清规为蓝本并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创立的。其中，元代德辉禅师重编的《敕修百丈清规》，对后世影响力最大。因其参考和整合了历代清规发展的成果，在内容和体例上比以前各部清规更加成熟，且因其乃奉皇帝敕令而修，是一部由宗教内部规约上升为附有国家法律效用的宗教法规，适用性亦大大增强。尽管如此，这部清规仍称“百丈清规”，只不过前面加了“敕修”二字。可以说，《百丈清规》是后代诸清规中最主要的历史渊源和演变源头。

严净毗尼，方能弘范三界

追溯创立《清规》的初衷，百丈禅师说：“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即，建立《清规》的本意是既不局限于大小乘，也不是不同于大小乘，而是本着与传统戒律不一不异的原则，博采大小乘规制的合理部分，因地制宜地建立一套符合禅僧修行的新规约。庚耘法师认为，这种创新是继承传统戒律、扎根于传统戒律的创新，与戒律中止恶行善，慈悲济世的根本精神一脉相承。

在重编《清规》的过程中，德辉禅师也非常重视戒律。庚耘法师引用受戒篇中德辉禅师的论述加以说明。德辉禅师说：“三世诸佛，皆曰出家成道。历代祖师，传佛心印，尽是沙门，盖以严净毗尼，方能弘范三界。”“参禅问道，戒律为先”，故禅宗僧人修行也要以受持戒律为根本。如果不通过戒律的行持，离过防非，怎能成佛作祖？重编的《清规》对受戒、护戒等诸多方面都有具体要求与规约。如，受戒时需怀有虔诚殷重心，“备三衣钵具，并新净衣物。如无新者，浣染令净。”入坛受戒时要“一心专注，慎勿异缘。”对戒律，要抱有“常加守护，宁有法死，不无法生”的坚定信念。在生活饮食规定中，特别提到“不应食”和“非时食”。不应食的食物包含酒肉、葱蒜、韭菜等。非时食则是指在过了日中之后，都不得在食用，只在日中之前受用早午二餐。用餐时，还要威仪庠序。设立这些清规的思想渊源，多来自传统戒律，是对传统戒律的延伸和扩展。

当然，由于戒律既具有对治众生贪嗔痴烦恼与防非止恶的普遍性，亦具有在不同时代环境、文化背景下的局限性，戒律的具体规定是可以根据环境的不同与时代的变化有所调整的。“随方毗尼”，此之谓也。庚耘法师从佛教典籍记载的一个故事说起。迦旃延尊者借弟子亿耳比丘去拜见佛陀的因缘，委托他向佛陀报告阿湿婆阿槃提国佛教徒在受戒、革履、洗浴等五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希望能根据本地实际有所变通。佛陀听罢，“默然听许”。在《五分律》中，佛陀还明确告诉弟子：“虽是我所制，余方不为清净者，不必行；虽非我所制，余方清净者，则必行之。”即，如果所制戒与当地风土人情相违时，则不必用。若非所制戒，但在他方不得不行时，则必当为之。

根据戒律“随方毗尼”的精神，历代祖师随时代的变化与地域风情的不同，对原有的戒律制度作积极调适，以此推动佛教戒律的中国化进程。如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结合当时僧团的状况制定《僧尼轨范》三则，开启了中国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别立僧制的先河，也为日后丛林清规埋下了伏笔。庚耘法师指出，尽管此后创立的清规突破了传统戒律的束缚，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涵，其实质还是发扬戒律的精神主旨，戒律作为清规的核心共识从未改变。佛教兴衰起伏的历史进程也证明，僧团制度的守正，是保障法脉传承纯正性的根本。在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佛制毗尼的根本精神与基本原则仍要坚守，正如中国佛教协会演觉会长所说：“僧团制度的守正就是要坚持佛教戒律精神，坚持戒律的根本原则和重大要求，发扬丛林清规报恩国家、慈悲济世等与时俱进的精神，传承清规中在当代中国依然适用的内容。”

僧制创新强丛林

佛教自传入汉地起，本土化的问题就随之而生。庚耘法师指出，要让佛教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在思想上、制度上就必须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相融合。正是怀海禅师与时俱进地推出丛林清规，德辉禅师进一步完善丛林制度，有力地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通过梳理《百丈清规》的基本内容，庚耘法师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是忠君报国制。佛教作为国家的文化形态之一，必然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以教助国，以教安民，才能上报国土恩，下惠众生恩。《敕修百丈清规》将儒家的“忠君爱国”等传统观念融入清规，加强了当时佛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也充分发挥了佛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凝心聚魂的作用。如，逢帝王即位日或皇太子生日等重要节日及某些特定的日子，要隆重启建道场法事，虔诚念咒及消灾佛号数遍，以祝圣体安康。若在节日内遇初三、初八这两天，规定大众僧要到佛殿集体参加念诵。维那还需出班念诵云：“皇风永扇，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以此祝愿国运昌隆，国泰民安。此外，为感恩十方善信供养，佛院要举行庄重祈祷仪式，祈祷风调雨顺，无有灾厄，人民生活蒸蒸日上，幸福安康。这样的祝愿传统代代延续，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佛日增辉、法轮常轮”，是现今诸多寺院的必要仪式。

二是组织系统制。禅宗的祖师大德，比较注重于“道”的授受，初期并没有形成独立的组织系统，直到百丈怀海禅师，才开始尊有德之人为长老，立“住持”之名。原意本指代佛传法、续佛慧命之人。后来用在寺职称谓时，又可以称寺主、院主或方丈，是领众熏修，延续弟子法身慧命的一寺之首脑。住持之下，设东西两序制度。两序又称两班，为禅寺执事僧的总称。这是百丈禅师效仿朝廷官员上朝时分文武两班而设立的禅寺规制。东序选精通世事者担任，西序选学德兼修者担任。住持、两序制度的形成，不仅能够为僧众修行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能有效地管理众僧，杜绝了僧团内部鱼龙混杂的现象。同时，它借鉴了中国朝廷的僧官管理制度，能够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如果一座寺院有望尊德劭、学识出众的僧人住持，又有两班执事僧的协力助成，道场与法脉便能长续广延，进而推进禅宗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是经济自足制。原始佛教的传统戒律，出于避免无形杀生害命及护佛法止诽谤之故，僧众禁止作务，有不得“自手掘地”或“教他人掘”等规定，因此弟子们都是以乞食为生，并无从事生产的传统。佛法传入中国后，其生活方式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产生极大冲突，于是百丈禅师因地制宜地提出行“普请”法。《古清规序》曰：“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即寺院大众不分职务、地位高低，都要一起出坡劳动的制度。据《祖堂集》记载，为彻底贯彻普请作务精神，凡是遇到集体出坡，怀海禅师必身先士卒，哪怕随着年龄渐高也照样坚持。弟子们劝他休息，大师以坚定的态度拒绝。弟子们偷偷将其劳动工具藏起来，大师以绝食表示“抗议”，并留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名言，成为丛林的千古佳话。在禅门公案里，这种将农事耕种与参禅修行合二为一，将佛法与世法打成一片的例子不胜枚举。

庚耘法师认为，普请作务制度是禅宗最具特色的制度之一，这一制度的推行和实施，不仅彻底改变了僧人托鉢乞食为生的生活方式，摆脱了佛教经济的依附状况，还加强了佛教丛林内部的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佛教僧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负面看法。“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生活方式，与国家倡导的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生活方式相契合，集中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适应性”精神。以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来适应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特点，也为禅宗后来的繁荣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到今天，普请制度犹被推重，连各大佛学院校学生的日常课程中，也加入出坡作务的普请法，让学生体验在做事中修行，在修行中对境练心的禅修家风。

清规守正兴法脉，僧制创新强丛林。正因为此，《百丈清规》被后世奉为僧团制度守正与创新的典范。庚耘法师与新时代的众佛子共勉，要一如既往地传承祖师大德的守正创新精神，遵佛遗教，以戒为师，与时俱进，勇于开拓，进一步推动佛教中国化走深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