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民族复兴仰赖于民族精神的高度自觉和强大支撑。既多元又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理念是其重要的精神内蕴。这种和谐理念，也长期贯穿于中国化的佛教教义之中。德化县佛协副秘书长法念法师在认真研习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就和谐理念在佛教发展中的体现与作用，与我们分享她的思考。

佛教以“六和敬”为共处原则

“以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且深远地影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法念法师首先引用古代经典中关于和谐理念的论述加以说明。如，《国语》中就有“神人以和”的说法，以“和”作为天地人物都应追求的境界。道家的创始人老子也认为，宇宙的根本之道就是中和之道，按照中和之道生存发展，就要“知和”、“守中”。《庄子·养生主》也提到要“与天和”“与人和”，要“太和万物”。汉朝思想家董仲舒说：“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道莫正于中。”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法念法师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本土文化的长期碰撞与交融中，形成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中国佛教，对和谐理念更有诸多阐述。《菩萨本生鬘论》云：“乐修慈行仁恕和平，于诸众生施之快乐。”其意为，把慈悲、仁爱、包容、和谐的理念，施于众生，不仅能给自己也能给别人带来快乐。佛教以“六和敬”为共处原则，“六和敬”一词出自《华严经.六和敬章》，即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和敬”的制定即是佛陀摄众的方法之一，也是佛法僧团历久弥新、长足发展的基础。所谓“和”，就是外同他善；所谓“敬”，则是内自谦卑。

“六和敬”之中，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是和合的外在表现；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则是和合的本质。从合同敬爱出发，维护僧团的庄严道风，令正法久住，正是六和敬的意义所在。

法念法师认为，“和敬”的思想不仅仅适用于僧团的管理，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团体之间都要各安其分，和睦相处。在一个城市、一个居民小区、乃至一个村落，如果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摩擦，不和合就难以共住。即使彼此之间互不往来，但许多公共设施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公共的规则需要大家共同遵守，所以就需要通过“戒和”、“见和”、“利和”等方式加以约束和维护。这里的“戒”，不单指佛教的戒律，还包括世间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见”可以看做是人们的认知和态度，也可以是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利”则是大家共同的权利和利益。有了这些约束，我们才能和平居住在同一个空间，共创美好的家园。

佛教艺术的和谐之美

佛教东传，不只带来了佛教经典，还有佛教艺术的传入与交融。法念法师认为，佛教艺术的传播也是带动佛教传播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对中国艺术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寺里的那些精美生动的绘画、形神俱佳的雕塑、空灵悦耳的梵呗等等，都是与中华文化和谐相融、互促互进的结果。

《白马驮经图》 明 丁云鹏

在绘画方面，汉代之前中国的绘画多以写意泼彩、花鸟为主。法念法师引用《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说明中国绘画在佛教进入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汉明帝时，遣蔡愔等出使大月氏，延请天竺高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得佛像、梵本经六十万言。建白马寺时，于寺壁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其画迹甚妙，令人惊叹。由此可知，白马驮经带来的不仅仅是经书，还有佛教艺术。佛教的绘画多以人物为主，这些画作对我国绘画艺术尤其是人物画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推动作用。如，天竺僧人康僧会到吴国传播佛法，带来了佛画像。东吴画家曹不兴受其影响，开始临摹、创作，画风流传一时，被称为中国“佛画之祖”。其后，东晋的顾恺之、唐代的吴道子等，都借鉴佛画的艺术，成为人物绘画的杰出代表。在画技和色彩方面，通过与佛教艺术的和谐融合，扩展了我国传统绘画的视角与表现手法。如北齐的曹仲达在画作色彩上有新的突破，创立了更具立体感的“曹家样”。梁代的张僧繇除了画佛像、人物之外，还善于画山水，画面的线条与色彩组合和谐，意境上也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犍陀罗艺术佛教塑像

在雕塑方面，中国传统雕塑与佛教雕塑之间的互为融合特征更为明显。法念法师指出，中国最早的传统雕刻，都是小型雕刻，以墓葬文化为主。汉代以后，受佛教影响，雕刻艺术转入一个新阶段。佛教塑像以犍陀罗艺术为主，佛像多为高鼻深目，波浪形的头发整齐地束于头顶，顶部有圆形肉髻，是佛陀智慧的象征，到后期，又出现螺发。在我国保留的汉代到两晋时期的很多造像，与印度犍陀罗艺术以及其后的笈多艺术特点都极为相似。在云冈石窟、克尔克孜千佛洞等处的现存造像上，都能看到当时佛教艺术的风格，且佛像高度也都远大于之前的雕塑，云冈西部九号的佛像最大，“庄严巍峨，高达数丈”。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佛教造像，在吸纳了古印度艺术精髓的同时，更有了自己的创新。初期的佛像双目圆睁，法相威严，南北朝之后的佛像，呈现的是垂下眼帘，呈半闭冥想的柔和神情，完美地将庄严与慈悲融为一体，弥漫着普度众生的慈光。敦煌千佛洞与天水麦积山，在佛教塑像的基础上发展了泥塑彩塑艺术。到宋代之后，中国佛教雕塑写实风格日益明显，从姿态与手势，到瞬间的表情神色，都更接近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意味着佛教艺术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不断加深，达到了新的和谐境界。

佛教医学与中医的和谐互促

从医学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国传统医学，都经历了一段巫、医合流的共存的历史。法念法师以中医为例，说明巫术、原始宗教与医学在人类远古时期是混杂在一起的，巫术是医学与宗教衍生的源头之一。在原始社会，人们在采食过程和长期的劳作中，发现了一些可以药用的植物。到了氏族公社时发现了火，产生了“熨法”、“灸法”等可以治疗的方法以及一些工具，如砭石之类，同时也出现了巫医。夏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开始发展，人们对医疗保健的知识也随之扩展，逐渐走出疾病是“神灵附体”的认识误区，获得关于气候、季节和环境等因素与人体内部变化的认知。周朝，宫廷医学已经出现了医师、疾医、兽医等的分科。随着《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的相继问世，中医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为中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念法师指出，两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对中医学基础理论和治疗技术起到极为重要的丰富和补充作用。如佛教的“四大”之说，《佛说佛医经》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四病，起四百四病。”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四大”理论，在《千金要方》卷一中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中医名著《外台秘要》、《金匮玉函经》、《医门法律》等也都有关于“四大”的引文和论述。

在药物方面，佛教医学也和传统中医有着很深的交流和互融。法念法师引用《佛说奈女耆婆经》里“天下所有，皆是灵药”的论述，她认为，正是这种“万物皆药”的思想，开拓了中医药学的视野。明代李时珍在多次增补修订后，将320多种缘于印度、东南亚和西域的外来药物都收入《本草纲目》中，如木香、丁香、龙脑、豆蔻、郁金等。与此同时，我国的许多药物也传到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麻黄、细辛等。由印度、西域传入中国的医药典籍也有十多种，如《摩诃出胡国方》、《龙树菩萨要方》、《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等等。在医疗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例眼科手术，是在汉代由天竺僧医传入我国的，其治疗白内障的“金针拔障术”是世界眼科的首创，后来在我国医学领域广为弘传。佛教医学也吸取了中医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医学。历史上出现的大批优秀僧医，同时也是熟稔中医药知识与中医治疗技术的杏林高手。

从我国传统医学的观点看，人的身心是一个整体。法念法师特别提及佛教关于身心和谐的健康理念，佛教的教义是直指人心，万法唯心所现，心为罪源。人之所以生病，身心失调是其根本原因，往往是由内心的贪、嗔、痴等引起。佛教禅宗在养生问题上主张破我执，强调放下执着，平等慈悲地包容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自己与自然，用由内而外的和谐心态面对人生，通过顺应自然达到自在无碍的状态。正如《黄帝内经》所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云：“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指的是对一切现象不要执著。如果能于相离相，则可顿见性体的本来清净。人经常为境所役而不得自在，如果能做到“于诸境上心不染”，则身心和谐，患病的机率就会大大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