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大导师，离垢无上尊。为众广开演，饶益诸群生”。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佛不动寂光，游化娑婆。于印度菩提树下证悟成佛，而后垂大弘慈，转妙法轮，如世间灯，除大暗冥，惊醒世间无明之客。后世众生虽未逢万德之尊，然我等幸承慈化，生逢中国。

佛教从传入中国到扎根此土，从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到积极融合，从远舶而来的异域信仰发展为中国传统的三大宗教之一，这一切看似偶然的背后实则是必然性的显现。世间诸法悉从因缘所生，佛教得以实现中国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亦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因缘下成就。佛教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的滋养，因此佛教的中国化实际上是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唯有坚持佛教的精神特质，同时响应此时、此地、此人的需求，大乘佛教才能更好地实现利益众生的本义。本文试以《维摩诘经·方便品》的传译过程与思想意旨为依据，从三个角度辨析佛教教义在中国文化下的融合与实践。

梵典华章，交相辉映

一般认为，西汉哀帝年间“伊存授经”标志着佛教正式传中国，此时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如何能够在中土寻根自立，谋得一席之位？这是早期佛教面临的主要难题。

事实上，文化依托于语言而传承，而翻译正是通过语言间的转换，直接实现了异域文化的交融与互动。因此，佛教最初得以引入中国，是以翻译经典为桥梁，将异域思想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简言之，佛教中国化的首要工作即是佛经的翻译。

佛典的翻译必须遵从佛教的基本立场、核心教义，同时也必须根据中土的文化与习俗，对语言的表达方式及具体的思想内容进行本土化的调适。诚如吕徵先生所说：“要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而说，由质趋文，乃是必然趋势。”实际上，《维摩诘经·方便品》中“方便”义的译法极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印文化之间的交涉。

《维摩诘经》有七种汉译本，其中最为广泛流行的当属鸠摩罗什大师所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又称《不可思议解脱经》）。罗什大师在翻译时，不仅将品名进行了中国化的表达，而且在内容的传译中也积极地融合本土的思想文化。如《维摩诘经·方便品》中就有以儒家思想来翻译佛经的痕迹：“若在王子，在王子中尊，示以忠孝”。其中的“忠”和“孝”是极为典型的儒家文化，亦是广受中国人认同的思想观念。因此这样的译法，有助于消除交流中的隔阂和抵触，增强民众接触经典时的亲切感。不过，感性的亲切感必以理性的善根发相为所依。比如在佛教经典中，同样提倡孝顺父母，奉养师长。如《增一阿含经》中佛陀告诫比丘：“当供养父母，常当孝顺，不失时节。”

佛教在传入的过程中，以方便善巧、契机契理的方式宣扬法义，积极融入到中华文化之中；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在宽容外来文化的同时，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比如《维摩诘经·方便品》的品名“方便”一词，正是梵汉文化融合结果的直接呈现。因为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十三经》的正文中，均无“方便”一词。而《辞海》正是引用了《维摩诘经》来说明该词的含义。可以说，汉语中“方便”一词是来源于佛教。实际上，佛教的传入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系统，比如我们今天熟悉的 “刹那”、“世界”“导师”等语词都是源自佛教。由此可见，佛教传入中国不是单向的文化传播，而是双向的互动，由此构成了一幅佛教与中华文化互相融会的动态图景。

通过《维摩诘经》的传译，可以发现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在面对地域上的差异及文化背景不同所带来的冲击时，能够在中国传播、发展，其根本原因是佛教能在保持自身核心教义的同时，以经中所阐扬的“方便”、“圆融”、“善巧”、“应机”等思想为指南，自觉调和、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中华文化的宽容性、开放性也给予了佛教发展的机会。因此，佛教中国化的真正特质在于实践大乘佛教的“方便”思想，而这样的践行同时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滋润。

尘中出尘，普入世间

佛教的中国化，除了需要调适自身，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扎根，这意味着佛教不仅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同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佛教最大的独特性即是以圣者的清净智慧，应众生根机，指出正真之道。而《维摩诘经》是借助于维摩诘居士于红尘中来，却纤尘不染的人间弘化行谊，阐扬了诸佛菩萨善开方便，令一切众生得出无量生死众苦大壑的悲智愿行，强调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本位的不二法门。这部经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弘法形式上，都带有独特与殊胜的意义。

（一）集大慈悲，游戏人间

在《维摩诘经·方便品》中，维摩诘示现为一位善说法要、辩才无滞、智慧无碍的居士菩萨，他虽行走于世间，但具足“片叶不沾身”的魄力。维摩诘居士以尘世为道场，虽卑湿于淤泥而能生莲华。《维摩诘经·方便品》中，体现了居士能于染尘中奉行如来教法，展示了菩萨道人怀有甚深正见，普入世间，对众生无限体贴的大悲精神。这一精神打开了中国佛教的视野：其一、从思想渊源上看，中国禅宗借此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脚”的思想，将佛法的出世性与入世性统一起来，强调“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 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月溪禅师曾肯定过禅宗深受《维摩诘经》思想的影响：“此经是直接表示真如佛性，故与禅宗祖师所发挥者最为吻合。《六祖坛经》所示道理，与此经共通之处甚多，历代祖师亦多引述此经言句以接后学”；其二、从实践意义上看，本经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维摩诘经·方便品》中把超越的彼岸世界与此岸的现世生活结合在一起，彰显了佛教的人间化与超越性的圆融无碍。而《六组坛经》所提倡的“即世间求解脱”的思想，标志着从隐没深山，避世修行的传统佛教开始转换为深入人间，关怀众生苦集，使其觉性得以显发的人间佛教。乃至到近现代，中国佛教的主流依然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是以生同体悲，运无缘慈，任运济物，心无分别的悲智思想为指导，关怀现实人生，契合了时代的发展，成为佛教内的共识。如现代高僧妙湛法师亦是“人间佛教”思想的追随者与实践者，他一生皆以出世的姿态行入世之事，实践“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慈善公益事业，扶危济困，放生护生，于尘中弘法，拔济众生。

《维摩诘经·方便品》尘中出尘，普入世间的思想，以及“人间佛教”理念及实践，倡导行菩萨道在于深知黑暗之深，却能随处点灯，无有疲厌。由此把佛教的生命力推向了新的时代，形成了中国佛教自利利他，慈悲度生的优良传统。

（二）了众生心，分别利钝

佛陀的教法是从最清净的法界等流而来，圆满无碍，平等无有高下，只是随众生根机利钝之别，从而宣扬不同的教法。维摩诘虽现为居士身，然有助佛弘化之悲愿，成就诸佛之威仪，达平等性空之妙智，明了众生心之所趣，善能分别诸根之利钝，故亦能应机说法，无有疑滞。

《维摩诘经·方便品》中将维摩诘度生所具足的利他性、灵活性、应机性尽显无遗，故其所至之处，皆为众中之尊。维摩诘更是以其方便，示现身疾，为前来探病的大众说法，以众生最为执着的“身体”为切入点，说明五蕴身无常、苦、空、无我等，又以“毒蛇”、“怨贼”、“不净”、“秽恶充满”等说明五蕴身的不可爱处，令大众能厌患此身，乐求佛身。经过层层铺垫，维摩诘最后为众开示佛身从无量功德智慧所生，由此引导诸大众，勤修戒定慧等诸善法。维摩诘身现疾可谓是适物现行，妙穷病药之善巧法门。当身体处于苦痛时，他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借病痛看清真相，在病痛中依然能保持觉照。这对于探病者听受无常、苦、空、无我之理时，内心的冲击力更大。可见，维摩诘对于不同根机的众生，皆能善说法要，借疾宣扬真实微妙之法。

《维摩诘经·方便品》乃至佛教一切经典都是圣者在洞察众生根机后而宣讲，佛教这种契理契机、因病与药的内在机制，不仅成为了佛教能够中国化的必然因素，而且是佛教中国化的内在理路与基本准则。佛教契理契机的根本教化精神在中国最直接的表现是八大宗派的形成。唯有适应众生根机，通过不同的教义施设与修行方法，方能引导众生明了佛法之妙义。

而契理契机、方便善巧作为佛教中国化的理路与准则，倡导的是以佛法的智慧，适时、适地、适机地阐扬利生的本怀。因此佛教中国化的具体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更新。如近代高僧妙湛法师，其教育理念亦是遵循契理契机的理路。他能洞察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需要，认为“造就佛教僧才”关系着中国佛教前途与命运，“佛教大国一定要有佛教大学”。而中国近代的佛教严重缺乏高水平的管理人才、研究人才及对外交流人才，因此他提出，佛学院必须由过去单一培养教理知识的僧才，转变为培养多层次多专业知识的僧才。他还提出了“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佛学院教育思想，希望未来佛教的僧才，应当像印光法师那样，专一净土宗，巍然不动；像弘一法师那样，高举戒学的旗帜，令正法久住；像虚云、来果和尚那样，坐穿蒲团，发明心地，参究本来面目，弘扬禅宗；像太虚法师那样，整顿僧制，创办教育，提倡人间佛教。

《维摩诘经·方便品》中体现了佛教应机说法的教化方式，此等教化方式在过去成为中国祖师建立八大宗派的主观理念与依据，在现代则成为妙湛老和尚僧教育的理念。佛法的善巧就在于善知众生所宜方便，善知众生种种因缘，善知种种心心所念，故能因时因地，随其所应而化众生。这正是佛教中国化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三）越诸尘累，拔济众生

维摩诘作为大乘行人，了达世间众苦之法，为一切众生修六度万行。如《维摩诘经·方便品》中所描述的：“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离；资财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摄诸懈怠；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所谓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广行六度是大乘行人悲智双运的体现，中国佛教在不同时期皆提倡六度之行。以布施度为例，所谓布施，即“以己财事分布与他名之为布，惙己惠人目之为施。”布施又有财施、法施、无畏施三种，财施即是以上妙清净如法财物而行惠施，中国佛教将此财施扩大到深入民间的慈善事业。如在中国六朝时期，寺院里具备“六疾馆”“孤独园”等利民设施；南北朝时出现了无尽藏慈善机构，唐代创立了“悲田养病坊”；五代建立了“悲田院”“养病院”，宋代建立了“福田院”“安济坊”，明清建立了“养济院”等。每个时期所建立的慈善机构虽有不同，但其性质皆是在践行布施波罗蜜。历代高僧于众生起大悲心，行布施波罗蜜利益群迷，如玄奘法师平生“供养悲、敬二田各万人”，如鉴真大师“开悲田而救济贫病，启敬田而供养三宝”，又如近代的妙湛法师，本着“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精神，创办了佛教慈善机构——南普陀寺慈善事业基金会，开展了大量慈善利民的社会公益福利事业。

妙湛法师曾担任辽宁丹东市第一小学校长，在任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山河破碎，烽火连天，他挺身而出，因参加抗日战争被列为“抗日救国军”的成员，遭到严刑拷打，受尽苦楚。因此，他深知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他常常教导学僧当热爱祖国，报国土之恩：“你们一定要爱国爱教，只有国家强大，才不受外国人的欺负。” “现在祖国富强了，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条件修学，你们青年僧人不但要成为法门龙象，更要发扬爱国主义优良传统，像弘一大师等历代爱国高僧那样‘念佛不忘爱国’，所以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合格僧人的基本条件。”

文化自信，海纳百川

佛教初传的汉代时期，佛教徒不仅以中国文化语境翻译佛经，更将佛教依附于中国黄老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学派，佛教徒更是以撰写注疏、讲习经论、“格义”等方式传播佛教；隋唐时期，形成了极具中国色彩的佛教宗派，宋元明清时期，禅净合流的理论与实践逐渐成熟，乃至与中国民间信仰、儒道等思想合流；近现代时期，佛教界进行了契合时代发展的改革运动，提出“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等新型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佛教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契理契机的弘法方式为准则，通过多种途径传播佛教正能量。可见在不同时期，中国佛教皆能遥契印度佛教本怀，从翻译、义理的解释乃至信仰的实践等多方面进行中国化。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国家有境，而文化无有疆界。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容许文化具足多样性，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借鉴、吸收外来文化。这种海纳百川的魄力与胸怀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自信。正是在中华文化自信的光辉下，佛教文化才得以输入与发展。佛教与中华文化不断碰撞、交融、借鉴，走出了一条契理契机的中国化道路。

“一切如来出世间，为欲启导众生心。”[1]如来出现于世，皆为普摄众生。包括《维摩诘经》在内的佛教经典，皆为普净法界之无上甚深微妙法。诸佛菩萨虽以自在方便之力随顺一切世间，然于世间中常行一切出世间法。作为新时代的僧青年，当以维摩诘方便善巧之智，普观一切众生念念慈悲之心，更以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为视野，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滋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契佛法之妙理，应众生之根机，顺时代之变迁，弘宣妙法，利乐群生。（释如净）

[1]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24，《大正藏》册10，页129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