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来，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从未止步，其生命力源自于方便与究竟圆融的思想，也来自于佛教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乃至演化为丛林整顿的现实依据。在今天，围绕佛教中国化的思考同样需要梳理从佛教思想到文化普及，从组织规范到事业延伸，从宗派林立到蔚为大观的若干关键环节，这可称为一种宏观层面的“解”与“行”。这里简要提一些肤浅思考。

当前中国佛教面临一些无法回避的困难和矛盾，如何应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科学技术力量的冲击，以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技术至上主义泛滥的时代思潮，佛教中国化的新任务是要解决如何在适应中发展，并在发展中给予什么样的回应这一问题。

历史上，中国佛教面对现实处境、解决现实问题，曾经给出了晚明中兴的典范，史称“万历佛教”，可资借鉴。以紫柏尊者为例，他曾为营救对抗苛捐杂税而入狱的官吏四处奔走，表现出佛教对于世人困苦的深度关切；以阳明心学为代表，佛教教义与中国本土的儒家伦理得到空前的融合，扩展和深化了中国本土的伦理思想；彼时修忏、施食等佛教活动也走入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丰富了佛教思想的社会效用和现实功能，万历佛教成为佛教中国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当前的佛教中国化也正面临类似的契机与重任。

针对时下出现的一些精神危机、社会风险，佛教中国化首先应以参与构筑大众精神家园的“防风堤”为己任。诸如佛教的因果法则，平等、慈悲，惜福、不杀生等伦理观念，具有保障大众身心安养的积极功用；佛教的感恩、随喜、布施、回向等伦理实践，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积极回馈社会。某种意义上，完善社会伦理道德建设等同于“精神病毒”的防疫工作，佛教教义指引下的伦理思想与实践，有助于化解社会戾气、消减众生贪执，理应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补充。

其次，在佛教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如何不失于“世俗化”，是一个尖锐课题。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科学技术力量的冲击，以及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技术至上主义泛滥的时代思潮，面对诸如此类的矛盾和困难，佛教唯有立足于心灵救济的本位，致力于世人得到生命超越与解脱的真实受用。为此，佛弟子应以真修实证来反驳世间流行的种种邪见与谬行：一方面，回归汉传佛教“农禅并重、持戒念佛”的修证传统，加强自身宗教修持。另一方面，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恪守闻思修的修证本质，“看破，放下，自在”,看破是闻慧、放下是思慧、自在是修慧。如不紧紧围绕修证佛法来努力，我们倡导的“人间佛教”何异于扬汤止沸？!——当以三学增上适应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以三界唯识回应技术进步带来的迷思；以少欲知足、安贫守道来教化深陷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泥沼的世人。

第三，进一步识别、挖掘、印证中国佛教的文化基因，夯实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基础。今年央视春节晚会上展示的佛首回归，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再次唤起国人的文化自信。佛教文化遍及典籍、建筑、文物、饮食、医药等领域，浩瀚精微、异彩纷呈，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教育功能，建议相关各界人士扩大交流、相互学习，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盛世修典”，近期学术界对佛教典籍、佛教历史等展开一系列规模较大的课题研究，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交流平台，使这些研究与教内人士建立持续对话机制，以期得出公允、如实的结论。

第四，目前盛行于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竞争观念、民主制度已经暴露出极大的缺陷，而汉传佛教以六和敬、戒律、清规为团体伦理准则，承载着信仰本位和集体主义的组织文化。“人心齐、泰山移”，佛教的弘化事业应进一步突破观念、制度、地理的界限，尝试探索较为完整的发展规划、打造高质量的传播项目，使面向社会大众的佛教教育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展示文化底蕴、彰显时代价值，继续发挥佛教中国化的辐射带动作用。

最后，值此政通人和之际，佛弟子当以深信切愿笃行推动达到佛教中国化的又一个高峰。历代佛教的兴盛都是由中流砥柱的祖师开辟道路，建议在佛教人才培养方面，不唯学历、资历，唯贤是举。佛教丛林的宗旨是接续法脉，其间的人、事、物都要从这个宗旨出发。汉传佛教绵延千年、道统俨然，佛门人才的检定亦很明确，莲池大师所著《缁门崇行录》之十类行持即为准绳。在这个纷繁芜杂的时代，唯有出家人的解行并重，才有佛教中国化“解”与“行”的根深叶茂，才有整个时代“解”与“行”永远清醒的那双眼、永不干涸的那眼泉。（释贤立）